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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扎根童年文化的中國兒童文學——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演進及啟示

        發布時間:2019-03-27  來源:中國作家網  作者:韓進


        主持人語:

        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獨立組成部分,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“西學東漸”、“開發民智”的需要推動“兒童”逐漸被“發現”為先導。其正式萌發則與中國現代文學同頻,是借助了新文化運動廢舊立新的強大力量。胡適、陳衡哲、魯迅、周作人、茅盾、鄭振鐸、葉圣陶、冰心、朱自清等中國新文學的先驅,都同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先驅。中國兒童文學自此從仿效西方,踏上了獨立發展的“現代”之路。

        時值“五四”運動百年,韓進的此篇文章頗具回溯縱探之意。他將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百年回溯,設置在了與兒童文學走向須臾難離的、建立在各時代兒童觀之上的童年文化背景內,嘗試以百年間“不斷變革的童年文化”催生的“一代有一代之”兒童文學做出階段性建構。此文另具新意的一點,在于韓進有意識地基于中國兒童文學正在或已然形成的“獨立品格和獨特面貌”展開探討,嘗試以此啟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自有思路。

        ——崔昕平


        20世紀是兒童的世紀。當世紀的曙光灑到東方時,中國兒童文學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光芒,從文學革命中噴薄而出。茅盾說:“‘兒童文學’這名稱,始于‘五四’時代。大概是‘五四’運動上一年罷,《新青年》雜志有一條啟事,征求關于‘婦女問題’和‘兒童問題’的文章?!逅摹瘯r代的開始注意兒童文學是把‘兒童文學’和‘兒童問題’聯系起來看的,這觀念很對?!保ā蛾P于“兒童文學”》,1935)。

        在《新青年》上發難“兒童問題”的是魯迅,就在“五四”運動上一年的5月,魯迅在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5期發表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篇之作《狂人日記》,喊出“救救孩子”的呼聲。魯迅說,“童年的情形,便是將來的命運”(《上海的兒童》,1933),“看十來歲的孩子,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”(《隨感錄二十五》,1918)。

        從魯迅筆下閏土、阿發的“童年的情形”,到新時代作家的“童年書寫”,中國兒童文學走過了整整100年。從童年文化的視角看百年兒童文學的演進,根植于童年文化沃土的中國兒童文學帶著深厚的中華文化傳統,在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文學進程中,呈現出別樣生動的景致,不斷變革的童年文化催生了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學”,中國兒童文學以其獨立品格和獨特面貌,為世界兒童文學的多彩發展提供了“中國經驗”。

        人生旅程沒有“童年站”和“兒童票”

        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。在“五四 ”以前,中國沒有兒童文學之名,也沒有兒童文學之實,那時人們看見了“童年”,卻對“童年”帽子下的“兒童”缺乏正確的理解,“為兒童的文學”也就沒有發生。

        中國古代對于童年的理解有兩層意思:一是表示人生初期,同今天的“童年”,如南宋詩人鮑照的“寶餌緩童年,命藥駐衰歷”(《過銅山掘黃精》)、晚唐詩人黃滔的“莫怪遲遲不歸去,童年已夢繞林行”(《游東林寺》);一是指“兒童”,如《宋史》“俶子惟演、惟濟,皆童年,召見慰勞”中的“童年”和唐代詩人賀知章的“兒童相見不相識,笑問客從何處來”(《回鄉偶書》)中的“兒童”,都是“小孩”的意思。

        童年首先是時間概念,古代指15歲以前。這一年,男童“束發為髻”謂之“成童”,女童“結發而用笄貫之”謂之“及笄”。此前“童子未冠,頭發下垂”,謂之“垂髫”,又以“垂髫”指代童年。女子16歲為“碧玉年華”,男子20歲為“加冠之年”,也稱之為廣義的童年。整個童年期又分為襁褓(0-1歲)、“孩提”(2-3歲)、黃口(3-10歲)、“總角”(8-14歲)四個時期,和今天嬰兒期(0-1歲)、幼兒期(3-6歲)、兒童期(6-12歲)、少年期(12-18歲)十分接近,本質上幾無差異。

        值得注意的是,古人對兒童的性別特別關注,從出生那一刻就有嚴格區分——男孩出生叫“大喜”,女孩出生叫“小喜”。此后,與男孩相關的有“始齔”(8歲)、“幼學”(10歲)、“舞夕”(13-15歲)、“束發”(15歲)、舞象(15-20歲)……與女孩相關的有“始齔”(7歲)、“金釵”(12歲)、“豆蔻”(13-15歲)、“及笄”15歲、“碧玉”(16歲)、“桃李”(20歲)……可見性別意識貫徹童年始終。

        為什么要對小孩的性別較真呢?因為傳統文化里對性別有著不同的規定與期待,男孩女孩的命運有天壤之別。七八歲長牙以前,小孩們還可以一起“戲”“游”——“鳩車之戲”(5歲)、“竹馬之游”(7歲)。長牙以后,男孩有了“教數”(9歲)、“幼學”(10歲)、“舞勺”(13歲)等受教育的特權。待到15歲,“束發而就大學,學大藝焉,履大節焉”,準備承擔成人的責任??鬃诱f,“吾十五有忠于學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,六十耳順,七十從心所欲,不逾矩”(《論語》),說的是男人的人生,女人反而“消失”了。

        “女孩”成為“女人”后,消失到哪里去了呢?《議禮》上說,“婦人有三從之義,無專用之道。故未嫁從父,既嫁從夫,夫死從子”,已經退隱到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男權世界的底層,沒有做人的資格,也沒有做人的權利。女孩出生時也和男孩一樣,有“報喜、洗三朝、滿月酒、百日宴、抓周”等嬰兒誕生禮儀,一個接著一個,其實都在為成人舉辦贊禮,本意并不在兒童。在“不孝有三無后為大”的封建道德里,兒童不分性別,“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”,如果已經兒孫滿堂,便是“父母福氣的材料,并非將來‘人’的萌芽”(魯迅:《隨感錄二十五》)。

        魯迅說,“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,是以為成人的預備;中國人的誤解,是以為縮小的成人”(《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》,1918)。兒童生來就不是獨立的個人,在其人生的“時間表和路線圖”里,也沒有童年的地位,雖然標注有“童年界碑”(15歲),卻沒有“童年站”供給兒童???。仿佛人在旅途的列車,只有男人和女人兩種票,兒童也在其中;這又是一張從生向死的成人票,只有起點和終點,童年匆匆路過。兒童沒有童年,童年里沒有兒童,“為兒童的文學”自然不會發生。

        童年文化的變革與百年兒童文學的演進

        童年文化的核心是對兒童的看法。中國古代童年文化內容十分豐富,自成一體、博大精深,但站在“成人的立場”看兒童,恰恰抹殺了兒童的存在,這樣的情形直到“五四”時代才有根本改變。西方“兒童學”傳入后,“兒童中心說”被普遍接受,帶來童年文化由“成人立場”向“兒童立場”轉變的革命性重建。

        郁達夫說:“‘五四’運動的最大成功,第一要算‘個人’的發現”(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散文二集導言》)。這“個人”中,“最當注意的還要數兒童”(葉圣陶:《文藝談·39》,1921)?!敖鼇聿胖纼和谏硇睦砩?,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,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,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。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,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,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,因為全生活只是一個生長,我們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時期,是真正的生活。我以為順應自然生活各期——生長、成熟、老死,都是真正的生活。所以我們對于誤認兒童為縮小的成人的教法,固然完全反對,就是那不承認兒童的獨立生活的意見,我們也不以為然?!瓚斠懒怂麅韧鈨擅娴纳畹男枰瓕ⅰ畠和摹膶W供給與兒童”(周作人:《兒童的文學》,1920),中國兒童文學的大幕被徐徐打開。

        “五四”時代兒童文學的發生,有跡可循的歷史可以上溯到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。嚴復在《天演論》(1897)里,從人類學進化論出發,得出“后起的生命更有價值”。梁啟超向“父為子綱”的封建道德觀開火,將兒童從父權下解放出來,賦予“人人平等”的權利,提出“少年強則中國強”(《少年中國說》,1900)。從培養“小國民”出發,向西方學習,提倡新學,有了晚清的“學堂樂歌”運動和商務印書館編譯的《最新國文教科書》。1908年,孫毓修創辦《童話》叢刊(1908-1920),共出版三集102冊,作為與新教科書配套的兒童讀物,孫毓修也因此成為“中國編輯兒童讀物的第一人”(茅盾:《關于“兒童文學”》)。

        “五四”時代開創的中國兒童文學,因應“兒童”的變化,形成四個不同時期:嬰兒期(1919-1927)、童年期(1927-1949)、少年期(1949-1979)、成熟期(1979年至今)。

        嬰兒期(1919-1927),“五四”時代的兒童文學。呱呱墜地的兒童文學極其脆弱,從西方“移植”的新兒童觀還有“排異”反應?!拔逅摹蓖顺焙?,俄國“十月革命”送來馬克思主義,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,中國兒童的命運有了轉機,共產黨加強了對“兒童共產主義組織運動”的領導,要求“兒童讀物必須過細編輯,務使其為富有普遍性的共產主義勞動兒童的讀物”,“在兒童幼稚的腦子里栽下共產主義的種子”,“培養未來的同志”(《兒童共產主義組織運動決議案》,《先驅》第18號,1923年5月10日),“共產主義勞動兒童”開始進入兒童文學,如蔣光赤的《十月革命的嬰兒》(1924)、筱芝的《陸方的夢》(1926)、凌少然的《敬贈與勞動童子團的革命禮物》(1926)、郭沫若的兒童小說《一只手——獻給新時代的小朋友們》(1927)等。

        童年期(1927-1949),戰爭時期的兒童文學。1927年大革命失敗,中國社會進入“內戰——抗戰——內戰”的戰爭模式,戰火下的兒童受盡苦難,兒童文學的童年在歷經苦難中走向輝煌。爭取“未來一代”的斗爭非常慘烈,在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危難關頭,兒童的自然屬性必然讓位給社會屬性,資產階級的“兒童本位論”失去生長的土壤,“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”向“工農兵文學”不斷深入,紅色兒童、抗戰兒童、解放區兒童……成為兒童文學的主人公,如洪靈菲《女孩》(1928)、柔石的《血在沸——紀念一個在南京被殺的小同志》(1931)、于伶的《蹄下》(兒童劇,1933)、茅盾的《大鼻子的故事》(1935)、舒群的《沒有祖國的孩子》(1936)、邵子南的《中國兒童團》(1938)、許幸之的《小英雄》(兒童劇,1939)、華山的《雞毛信》(1945)、管樺的《小英雄雨來》(1948)等。

        少年期(1949-1977),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。新中國成立后,兒童文學作為黨和政府文藝事業的一部分,由中國作家協會具體負責,將兒童文學定位為“培養年輕一代成為優秀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強有力的工具”(《中國作家協會關于發展少年兒童文學的指示》,1955),在新中國的陽光里,兒童文學有了第一個“黃金十年”(1955-1965)。這又是一個充滿挫折感的“少年”——兒童是被劃分為階級的,天生有“好孩子”和“壞孩子”,只有工農兵的孩子才被培養成“接班人”。兒童被類型化、成人化,兒童文學從兒童教育的附庸走向階級斗爭的工具。但仍有一批堅持創作規律的兒童文學作家,立足“童年的情形”,解決現實中的“兒童問題”,受到孩子喜歡。如柯巖的《小兵的故事》(1956)、張天翼的《寶葫蘆的秘密》(1957)、徐光耀的《小兵張嘎》(1958)、任大霖的《童年時代的朋友》(1958)、劉厚明的《小雁齊飛》(1961)、李心田的《閃閃的紅星》(1972)、徐瑛的《向陽院的故事》(1974)等。

        成熟期(1977至今),改革開放時期的兒童文學。歷盡苦難“童年”,經受“少年”磨煉,兒童文學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走向成熟。1977年,劉心武在《班主任》里發出吶喊,“救救被‘四人幫’坑害的孩子”,兒童文學進入撥亂反正的“新時期”——在“童心論”大討論中,回歸“兒童本位”的“五四”兒童文學精神;在“教育兒童的文學”反思中,回歸“兒童文學是文學”。高洪波說,“兒童文學說到底就是為兒童的文學”,“‘以兒童為主體’,這是改革開放30年兒童文學觀念的根本轉變。將兒童文學從以成人意志、成人教育目的論為中心轉移到以兒童為中心,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革”,“其核心則是回歸兒童,讓文學真正走向兒童并參與少兒精神世界的建設”(《記錄中國兒童文學不平凡的三十年》,2008)。有了這個變革,兒童文學重新從“童年”出發,方衛平說,“童年: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”(1990);潘延說,“反顧童年:兒童文學的一個永恒母題”(1991);中國作協專題探討“兒童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式童年”(2013)?!巴甑那樾巍迸c“將來的命運”自然聯系起來,兒童文學作家成為“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”,兒童文學作品“為兒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礎”。這類作品帶有鮮明的探索和思辨的童年文化特征,如王安憶的《誰是未來的中隊長》(1979)、柯巖的《尋找回來的世界》(1984年)、程瑋的《少女的紅發卡》(1991)、秦文君的《男生賈里》(1993)、梅子涵的《女兒的故事》(1996)、曹文軒的《草房子》(1997)、陳丹燕的《我的媽媽是精靈》(1998)、三三的《舞蹈課》(2005)、邱易東的《空巢十二月》(2008)、趙麗宏的《童年河》(2013)、張煒的《尋找魚王》(2015)、張之路的《吉祥時光》(2016)、湯素蘭的《阿蓮》(2017)等。

        以童年文化構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

        美國學者艾里克·A·基梅爾在《兒童文學理論初探》中說過,“一個社會、一個時代為它的兒童所產生的那種類型的文學,最好地標示出那個社會所理解的兒童究竟是什么樣子”。中外兒童文學在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,但一地有一地之文學,一代有一代之文學。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應該建立在中國社會“所理解的兒童”和“為它的兒童所產生”的兒童文學的實踐上,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兒童文學理論。

        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只能也必須是“中國的”,而不是“中國化的”,更不是“西方化的”。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從“五四”時代走來,從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中走來,有著開放的品格和深厚的傳統。春秋時代的老子有“嬰兒說”(《老子》),明代的李贄有“童心說”(《焚書》),古漢語里有關兒童及童年的名稱就有幾十種,近代有梁啟超的“少年中國說”,現代有魯迅的“幼者本位說”,當代有陳伯吹的“童心說”……這是一座童年文化的富礦,應該去系統開發,創造性轉化,創新性發展,建立“兒童—成人”共同體的新童年文化,讓中國兒童文學理論之根,深深植入中華民族童年文化的沃土,開出絢爛的花朵。

        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經驗告訴我們,單純從兒童的立場出發,過分強調兒童與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,就會將兒童與社會割裂,兒童文學成為“有意思無意義”的消遣文學;單純從“成人的立場”出發,過分強調“兒童是成人的預備”,就會無視兒童的獨立價值,兒童文學成為“道德文章”的教育工具。其實,兒童是成長中的兒童,不同時代有不同含義,百年兒童文學的演進就經歷了封建兒童、資產階級兒童、勞苦大眾兒童、中華民族兒童、無產階級兒童的不同身份變化,不同身份有文學的不同使命,必須研究兒童不斷變化成長中的生理心理新特點,研究兒童不斷變化提升的文學閱讀新需求。兒童向著“成人”的方向發展,成人反顧自己的童年,雖然分屬兒童與成人兩個世界,但有一顆“童心”相通,兒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實是統一的,昨天的兒童是今天的成人,今天的兒童是明天的成人,兒童與成人本來就是一個人。

        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啟示我們,破除“兒童”與“成人”的對立,建構“兒童—成人”一體的童年文化,應該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的應有思路。所謂“兒童—成人”一體的童年觀,就是兒童與成人的對立統一關系是童年期的基本矛盾,這一矛盾運動是推動兒童成長的內在動力,兒童都渴望長大成人,成人都是從兒童長大,堅持“兒童—成人”一體的童年觀,就是在成長的歷程中,堅持“兒童的立場”與“成人的立場”的統一。堅持“兒童的立場”,就是“將兒童當人看”,“將兒童當兒童看”,尊重兒童與成人平等的人格,尊重兒童有別于成人的生理心理特點,“順應”兒童的成長規律供給適宜的文學,同時又站到“成人的立場”,在“順應”中“引導”。堅持“成人的立場”,就是按照成人的理想來塑造兒童。文學的塑造是心靈引導,不是強制教育,在“引導”時又回歸到“兒童的立場”,防止無視兒童的特點和超越兒童的能力。反對以一種立場代替或否定另一種立場,特別是在堅持“兒童的立場”同時,務必堅持“成人的立場”,因為兒童生活在成人之中,兒童成長離不開成人引導;兒童文學的生產者(創作、出版、銷售、推廣者)是成人,兒童走進兒童文學的“把門人”也是成人,成人承擔著把兒童由“自然人”培養成“社會人”的責任和任務——從這個意義上說,兒童文學是“成人的”文學,在“兒童—成人”的矛盾運動中,兒童與成人共同塑造美好的人生,兒童文學呈現出源于兒童又高于兒童、反顧童年又超越童年的人生意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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